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

  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不期而至，河北省献县苗庄村村口的水泥路变得湿漉漉的。算起来，今年62岁的赵文岭拍摄支队，已经拍了整整27年了。

  1989年，喜爱摄影的赵文岭花1000块钱买了台相机，还专门报名上了函授培训班。没想到，在宁夏打工时，他拍的第一张照片就入选当地画报举办的摄影展，这让赵文岭进入工作人员的视野。

  第二年年初，画报需要一组反映马本斋家乡变化的照片，大家想到了赵文岭。3月，当春风裹着暖意唤醒华北大地，柳条开始抽出鹅黄色嫩芽的时候，赵文岭挎上相机，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本斋村。

  拍摄很顺利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赵文岭见到了4位健在的支队老队员，听他们讲马本斋、讲支队、讲打仗的事。他决定用自己的相机做点什么，留住那些正在老去的英雄。追寻的足迹，就这样开始了。

  20多年来，他从冀中平原拍到祁连山脉、从黄土高坡拍到江南鱼米之乡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走访拍摄支队的老队员，还有他们战斗过的地方，相机用坏了十几台。

  1993年清明，赵文岭听说了马本斋的弟弟马进坡的下落，就借钱买了胶卷、车票，着急忙慌地赶到石家庄拜访。可是没有想到，马进坡已经去世了。

  庆幸的是，马进坡留下许多珍贵的遗物，马本斋全身像瓷画就是这里面之一。赵文岭如获珍宝，白天到马进坡家中和有关地方采访拍摄，晚上就在华北烈士陵园马本斋墓前的松树上睡一觉。在石家庄4天时间，他只花了7块钱。

  2006年，赵文岭几经周折，在最冷气温达零下35摄氏度的中蒙边境线上，找到了支队的血脉——驻新疆某部的一个边防连。

  在那里，赵文岭给战士们讲马本斋的故事、讲支队打过的仗，还跟战士们一起为祖国站岗。

  这些年，赵文岭还搜集到了支队队员的入党转正表、职务胸章、用过的针线包，都捐献给了马本斋纪念馆。

  “这件事从一开始，就没有停下来的可能了。”赵文岭说，“那些东西如果没能记录下来，我会感觉自己有罪。”

  王文进是赵文岭拍摄的年龄最小的支队队员。照片中，王文进满头银发，双目有神，他用两只手同时比划着，嘴里的话仿佛下一秒就要从照片中迸出来。

  “他13岁就参加了支队，15岁时在一次战斗中立功，火线入党。”赵文岭说，那一仗发生在1939年，马本斋兵走奇招，不把部队埋伏在高大的玉米地，而是低矮的豆子地，让敌人放松警惕，消灭了敌人19辆汽车。

  2006年，赵文岭辗转找到王文进时，他还能骑自行车去集市上买东西。可现在，王文进已经走了好几年了。

  事实上，赵文岭拍摄过的138位支队队员，都已经先后离开人世了。但他们的故事，赵文岭都记在心里，片刻未敢忘记。

  白玉峰，1939年6月参加支队，突围负伤后躲在老百姓家中养伤。日伪军疯狂搜查伤员，当地村民就在祖坟旁挖了一座假坟，打通墓碑底座当透气孔，3名伤员在坟里埋了7天，最终全部得救。

  张刚剑，曾任支队参谋长。赵文岭去了3趟四川，打了几百个电话才找到他。遗憾的是，张刚剑那时已经陷入昏迷，只字未说。

  “以前总担心找不到他们，或者找到了没时间去拍，现在却是一个也找不到了。”说话时，赵文岭神色凝重，语气中满是感伤。

  马本斋纪念馆内展陈的许多照片，都是赵文岭拍的。每当有人参观，讲解员总会停下来，讲讲他拍的那座纪念碑的故事。

  1940年11月初，马本斋率部与敌人在深泽县激战。日军不仅调兵增援，还用飞机进行扫射，支队血战四昼夜，两度攻入城内，将敌人逼入绝境。

  当支队达成目标撤出阵地后，日军把支队阵亡战士的遗体埋于城东，竖了一块木板，上书：“支队战死者之墓”，以表达对支队英勇战斗精神的敬畏。

  “一支连日本鬼子都尊重的部队，我们不管到何时都不能忘。”赵文岭说，只要自己还走得动，就要继续拍下去……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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